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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陶勇，年以江西省招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27岁，从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毕业，师从我国著名眼科学家黎晓新教授；35岁被破格提医院眼科主任医师；36岁，成为首都医科大学的教授；37医院眼科常务副主任，成为博士生导师。发表91篇SCI论文，62篇中文期刊论文，主持国际科研基金4项。其主编的《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用》是国内该领域的第一部著作。年，他主持建立国内唯一一家“眼免疫与病原检测实验室”。
年1月，正在门诊为患者进行检查的陶勇，突遭一名持刀患者的袭击。他在ICU接受了整整两周的治疗，最终造成的身体损伤为重伤二级。
我相信，很多医学生在当初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都会有人在旁边提醒：要学医，你可一定要想好了。
确实，学医很苦。有研究显示，年，中国的医学生最终真正走上执业医师岗位的，只有20%左右。这个数据稍稍有些不科学，因为医学生中还包括了公共卫生、医事管理等其他相关专业的学生，因此粗略估算一下，这个阶段青年医生的流失率大约在50%左右。流失的原因有很多，总结起来，我想与价值感得不到满足有很大的关系。这的确是非常严峻的现实。
几年前，北京大学曾做过一个关于“空心病”的研究统计，在北大一年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有30.4%的孩子厌恶学习，有40.4%的孩子认为人生找不到意义，自己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活着而已。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包容性越来越强，选择越来越多。但这也带来了另外一些问题——在诸多选择面前，我们常常容易感到迷茫，不知道哪一种选择才是最好的，不知道当下的选择在未来是不是正确。就是这种价值感的缺失和不确定，导致我们常常觉得人生缺少一根标尺。
我和很多医学生都进行过交流，也感受到，上述这个问题确实非常普遍。
从事医学近20年的我，也走过了医生职业生涯的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而医学也是我实现平衡、获得快乐的窥镜通道。所以，我想结合自己的一些经历，和大家分享，我是怎样找到价值感，并且坚定地走下去的。中新社供图
问
你会感谢今天的自己吗？
作为一名医学生或青年医生，成长过程中，会不停听到各种外界的声音：为什么还在上学？为什么老是加班？
如果缺乏价值感，相信我们很容易就会动摇，会随波逐流。曾经，也有很多人问过我：医院从业？有没有想过放弃医生这个职业？我的答案是：怎么可能只是“想一想”，我是经常想。但为什么即便这样我还是留了下来呢？我想借用罗曼?罗兰的一句话来回答：人最可贵之处，在于看透生活的本质之后，还依然热爱生活。
我20多年的医生生涯，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训练、完善技能的阶段。记得我们在大学本科时一共要学习74门课，有大量要记、要背的内容。当时“新东方”的老师告诉学员，在教材里每记下一个单元就相当于赚了7美元。受此启发，我告诉自己，每背下一篇书本内容就等于赚了元钱。
到了研究生阶段，我的很多研究项目都跟实验有关，经常要去养猪。那时候，每天都要给猪送很多的水和饲料。因为要给动物做实验，必须要有麻药。可是我们没有，去哪找呢？我们去了北京动物园，找到兽医站的技术老师，跑了很多趟做他的工作，终于要到了他仅存的一点点麻药，这才完成了自己的实验。
回想起来，人生的这个阶段，充满了单纯和天真的坚持与勤奋。
问
两种最坏的结果你选哪一个？
后来，我进入了临床。从年香港回归祖国至今，我曾参加过3次“健康快车”项目。这是一个由中国香港的方*吉雯女士发起的，致力于免费医治眼科疾病患者的公益项目。
在参与这项活动的行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位贫困的驼背阿婆，她是一位晚期癌症患者，双眼因白内障失明多年。阿婆孤身一人，丈夫和儿子早已离世，她人生中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恢复一点视力，亲手为自己做一件寿衣。
因为依照当地风俗，只有穿着自己做的寿衣，到了另一个世界后，才能被亲人认出。阿婆说，她已经忍受了多年的孤独和黑暗，不想永远都见不到亲人。
知道老人的心愿后，我们决定克服困难，给她做手术。
手术成功了。三个月后，当我们结束了那次健康快车的行程准备回去的时候，当地联络员找到我们说：阿婆在手术后的一个星期过世了。但那一个星期里，阿婆过得很开心，他们见到了阿婆脸上久违的笑容。
那7天，她将家中打扫得干干净净，并如愿亲手给自己做了一件寿衣。在寿衣的两边，各缝了一个口袋，分别放着丈夫和儿子的照片，而且把口都缝死了，这样照片就不会掉出来。
当地的工作人员还替阿婆转达了她想对我说的话，她说：谢谢我为她带来了7天的光明，带她找到了回家的路。
我的患者中还有患严重恶性肿瘤的流浪者，有煤矿瓦斯爆炸导致双眼失明的煤矿工人，有辗转各地求医的艾滋病患者……
扪心自问，我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身份而歧视他们，没有因他们的贫困而拒绝他们，更没有因他们病情复杂而放弃他们。
十几年了，这些患者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让我看到他们渴望光明的心。而作为眼科医生的我，不仅仅要去帮助患者恢复视力，更要在整个诊疗过程中，让温暖的阳光穿越一切阴霾，洒进每个人的心里。
但在这里，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是十几年前的我，面对这样一个生命所剩不多，但眼部手术又非常复杂，很有可能会给作为医生的你带来麻烦的患者，你们会愿意为她实施手术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即便对于我来说，当时也没有完全想好。
一边，心底的善良告诉我要去做，可一旦手术失败，面临的是赔偿，面临着自己职业生涯中将会出现的污点；另一边，如果选择不做，那么此后的若干年，每当回忆起这位被我拒绝的老人，我会不会愧疚，会不会觉得自己违背了一直以来的信仰？
所以，当时的我，两者权衡之下，只是做出了一个让自己痛苦更轻一些的选择。
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河南省上蔡村出现集体感染艾滋病的情况。除了大家
更重要的是，来自他们内心的羞耻感，让他们认为自己得了见不得人的病，觉得自己是罪人。后来，我们获得了AHF（艾滋病健康基金会）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开办了两期艾滋病眼病诊疗培训班，把名当地的村医请到北京来，教他们如何使用眼科的检查设备，并赠送了他们一些检查仪器。
培训村医要占用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因为觉得有意义，所以我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问
你敢打破自己的舒适区吗？
在从医生涯的第一个阶段，我主要的任务是积累学识，精进技术，在别人休息的时候仍然坚持学习。直至今日，我依然很感谢当年那个如此努力和执着的自己。
而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我也进入一个舒适区，看很多常见病、多发病已经不太费劲了。但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要不要打破这个舒适区，往职业和人生的更高一层去？
在第一个阶段，做医生对我来说更多意味着本职工作。但到了第二个阶段，你会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创新性的术式和方法，会花时间研究，如何用最少的费用、最短的时间把病人治好。
这个时期，手术和治病对我而言慢慢成了一种“艺术”，是一种和你沉浸在美妙的音乐、徜徉在伟大的画作之中类似的感觉。这时，我们赖以生存的不再只是勤奋和坚持，而是多了“敢舍”和“谦卑”。
为什么要“敢舍”？因为这时，你拥有更多的选择，摆在面前的有更简单易行、更“多金”的路，但我不愿意那样做。如果有更多的时间，我更愿意待在实验室里。
为什么还要“谦卑”？这时，我可以带研究生了，也有别人来“求”我加号了……但我必须认识到，我有一些技术还很薄弱，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我曾遇到过一个来自黑龙江佳木斯的年轻患者，是一个朝鲜族的小伙子。那年他29岁，瘦骨嶙峋。当时他刚刚做完白血病骨髓移植，免疫力低下，营养状态也很差。他和妻子新婚不久，即便他的身体状况很差，但还是能从这对小夫妻间推推搡搡的小动作里看出两个人的甜蜜。然而糟糕的是，在眼底检查中发现，他的眼部*斑附近出现了一个白点。
*斑相当于眼睛的心脏，它如果出现问题，最严重的后果是会致盲的。但从检查结果来看，白点虽然离*斑很近，但毕竟*斑区还没有受到影响，那个小伙子的视力也还没有减弱的现象，再加上他本身刚刚做过骨髓移植，白点也不排除是免疫力低下所致。要不要治疗？是不是误判？会不会在我犹豫的过程中错过了最佳治疗期？我这个神经一向大条的人就这样纠结了好多天，最后还是决定积极地进行干预。
我们对这个小伙子进行了眼泪液的穿刺，最终发现这个病变确实是病*引起的，于是马上确定了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病变很快得到了控制。
这个小伙子一直存着我的
这样的例子一多，我发现医学生涯还有第三个阶段，就是“理”。这时，你内心的充盈来自对身边人和事的同理心，来自生活的沉淀以及自己灵性的成长。这种感觉，会让你时刻感受到满足。到了这个阶段，你会更加懂得利己和利他要尽量平衡好。而作为一个眼科医生，我也真正地理解到，自己应该做的不只是研究眼睛有没有问题，还要看这些问题是否来自于全身脏器。
例如，糖尿病失控之后，血糖就可能会引起多元醇的聚集，从而导致基底膜的增厚，周细胞的凋亡，可能会引起视网膜的病变。你会发现，眼睛是一个窗口，你要学会维持器官和器官之间的平衡，维持生理和心理之间的平衡，乃至人和人之间，人和大自然、社会之间的平衡。其实，医学原本就是一个窥镜，通过它，你可以，也应该看到更远的地方。
问
你要玩哪种人生游戏？
我曾读过詹姆斯?卡斯所著的《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书中说，我们人生会玩两种游戏，一种是因物质而发起的游戏，如经商、创业、成名、成家，你给自己立一个“赚一个亿”的小目标……这些被作者称作是“有限游戏”。还有一种叫“无限游戏”，是因为精神而发起的，例如科学、艺术、宗教……我们今天选择医学作为我们的人生追求，其实这两种游戏我们都可以做。但我更希望，我们自己加入的，是一场“无限游戏”。
伦纳德?伯恩斯坦是20世纪伟大的音乐家、指挥家、钢琴家。他在世时，曾组织过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叫“年轻人的音乐会”。在活动中，他会让孩子们来接触音乐和乐器，这些孩子没有接受过五线谱等音乐理论知识，只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即兴地演奏，发挥他们的音乐天性。
当时，还是一名少年的华人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也曾受邀。说到那次的音乐会，马友友是这样评价的：“音乐让我又哭又笑、浮想联翩，但音乐本身不构成意义。”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伯恩斯坦认为，音乐的意义是“nothing”（无物）。我们可以按照五线谱弹出优美的旋律，但到了某个时候，你就要突破音乐本身，寻找一种内心不被束缚的感觉。因此，音乐对伯恩斯坦来说也是一个窥镜。
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我们用医学来救死扶伤，用医学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但是，医学本身不是我们的全部。
有人问我，为什么你遭遇了这么大的创伤，还能够这么快地走出来？答案是，我要感谢我的患者，是他们成为了我的导师和坐标。
某种程度上，医学是我们探究自己对人生的理解，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获得自身成长的方式。医院在社区服务的很多志愿者常常跟我分享，做志愿服务，不完全是在付出，也是在收获。看到这么多饱受贫穷、慢性疾病和失明痛苦折磨的患者，仍然在乐观、勇敢地面对人生时，我们的内心也在成长，遭遇挫折时，不会被轻易击溃。
对话陶勇
Q
身为一名医学生，我对您说的从医生涯第一个阶段的“累”深有感触。您可否具体分享，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些压力？
陶勇：好的。确实，随着科技的发展，对科研文章的影响因子要求越来越高，而且无形当中，同学之间、师兄妹之间也会给彼此传递压力。
回忆起来，我当年做科研的过程还是比较开心的。我博士阶段的科研没有走常规的“套路”，这要感谢我的导师黎晓新教授，她没有给我限定方向，而是告诉我可以按照自己的科研思路进行，而且不一定非要“框”在眼科的领域里，可以在交叉学科上下功夫。
当时，我研究的是眼底的视网膜对大分子物质的通透性，需要用到一个市面上买不到的装置，我费了很多周折终于做成了，发表了文章，刊发的杂志也不是眼科领域的，而是在一个药物代谢的期刊上。
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感受到了来自科研的压力，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你可能没有真正意识到你所做的科研有什么价值；第二，你可能无法把握某个科研的进程。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跟自己的导师聊一聊，确定一个你认为有价值，而且可以培养你独立思考能力的方向。我相信你可以把科研变成一个更开心的事情去做。
这当中，还涉及一个这两年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很多中国的“好学生”，一直以来是习惯于按照既定路线成长的。但一旦真的需要从临床工作中提炼出自己独立的观点时，问题就来了。
所以我建议，20多岁时，我们要开始“心理断奶”，要反复问自己：你是仍然要停留在一个学生的状态，还是要开始做一个独立的人。这个过程确实会消耗你非常多的精力和时间，但一旦你确定了自己要做什么，很快你就会知道如何去做人生的选择。
Q
自您受伤之后，您增加了与媒体间的接触。我们知道，医生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您为什么愿意花精力在这些事情上呢？
陶勇：我其实不是特别传统的医生，性格也比较开放，对新生事物大都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很多人喜欢用“网红”来形容在媒体曝光率比较高的个人。对于这样的称谓，我也不介意，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
媒体是一个阵地，如果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传播正向的价值观，这个阵地就会变成善良的利器。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伤医事件的受害者？我想这和之前一些媒体不够客观的报道对公众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很大关系。
而我作为一个当事人，经历过切肤之痛，所以我认为应该发出更多的声音，让大家信任医生，让医患之间建立起互信互助的关系。
我想告诉大家，医学、医务人员绝对不只是一个小团队。就像我一直在说的，医学不只是一个职业，它也是一个窥镜，是我们关联社会，同时也获得自身价值的方式。
本文由魏婉笛根据陶勇医生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讲堂”上的演讲整理。内容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编辑：魏婉笛
制作：张昊华
审核：张灿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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