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到了很多患者类似的提问：有消息说，某种难治性视网膜遗传病现在能用某种方法治疗了，是真的吗？
因为患者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很多是没有明确结论的，我也没有时间一一分析回答。我下面讲的几个小故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人或团体，只是希望给患者提供一个参考。
患者对各种报道选择‘宁可信其有’我是能理解的。除了那些故意夸大治疗效果的商业炒作，为了博眼球获流量的标题*外，主要还是因为对这类疾病的发病机理不了解，对什么是科学的经得起推敲的临床试验结果不确定。而相关人群的焦虑心情，对尽快治愈疾病的急切盼望，也是他们选择‘宁可信其有’的重要心理因素。作为一名参与过很多视网膜遗传病基因治疗新疗法研发的眼科医生，我的回答始终如一：对于目前的难治性视网膜遗传病，任何新药物或者新疗法都需要三期临床试验结果的证明。否则我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
当然在现实中，一个具有一定科学素养的医生也能提前做出初步的判断，尤其是对那些明显不符合科学常理的，涉嫌夸大疗效或治疗范围的所谓新方法和新疗法，有时还是能做出大致判断的。
先讲一个今年三月发生的事儿。经过年1-2月份惨烈的“武汉保卫战”，到三月份中国的新冠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但是与此同时，欧美的疫情却开始爆发。相较于中国这样从国家到社区有一整套的社会动员体制，西方国家有比较发达的医药研发和治疗体系，所以西方社会很希望有一种特效药能马上面世，使新冠感染者免于死亡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治疗新冠病*感染的神药羟氯喹横空出世。我们知道，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能杀灭体内冠状病*的药物。羟氯喹和氯喹，本是治疗疟疾的一类成本较低的老药，以前也没有能杀灭冠状病*的证据。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实践证明确实有效，就会节约重新进行新药临床试验的时间，及时应用到患者身上，真可以称为一个不可思议、从天而降、人人期盼的‘神药’。所以当时很多人选择‘宁可信其有’。
随后，各地医生的很多临床结果，似乎验证了羟氯喹对于治疗新冠肺炎（COVID-）的疗效。有报道表示，在多达几十个患者的治疗中，绝大多数甚至全部患者在接受羟氯喹治疗或联合其他药物治疗后都痊愈出院，或者比没用药的患者提前达到出院标准。
但是，当这些药物经过大样本、双盲实验（治疗者和被治疗者都不知道使用的是安慰剂还是试验药物）后，特别是按感染者的临床症状轻重分组治疗后，并没有显示出确切显著的治疗效果。那么当时的医生是在撒谎吗？当然不是，是实验设计问题。在武汉和意大利，特别是在当时的武汉，疫情爆发的初期，由于人们对新冠病*不太了解，又有对年SARDS严重后果的记忆，自然产生恐慌，医院，医院才是活命的唯一希望；医院里突然间出现的大量发热病人，不但很快造成医疗系统不可避免的崩溃，还导致很多不必要的交叉感染，这反过来造成更多较重型患者因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和免疫系统崩溃而死亡。这种被放大了的对死亡的恐惧和医疗设施的相对缺失，促使感染者的死亡率更高，感染者的重症类型更多，甚至导致同一家庭多人死亡的人间惨剧。在这种大背景下，当一个大夫发现，他用一个便宜的老药羟氯喹治疗的几十个患者没有一个死亡时，当然会觉得是一个重大发现。
为了给人们以治疗的希望和消除人们对无药可医的恐怖，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在3月下旬发布了针对此类抗疟疾药的紧急使用授权：规定此类药可以用于无法参加临床试验的在院COVID-19患者。很快，此药就被很多人所迷信和追捧，以至于当美国的顶级抗疫专家福奇博士说，此药对新冠感染患者是否有效还要等到严格的临床试验结果出来以后才能判定时，很多人感到不满。
随着时间的进展，我们一点点认识到：在社会医疗系统瘫痪时新冠肺炎也会造成较多年轻人因感染重症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比如出现医疗挤兑的墨西哥，85%的新冠死亡病例是在55岁以下。
但在正常情况下新冠病*感染者的重症类型和死亡率并不是很高，尤其是在病**性明显减弱的现在年轻人轻症患者中，死亡病例很少；和墨西哥毗邻的美国，因为医疗资源比较充裕，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医疗挤兑现象，目前只有不到15%的新冠死亡病例是在55岁以下的青壮年，24岁以下的青年患者只占总死亡人数的大约0.2%。
而那些有慢性疾病、免疫力较差的重症和老年新冠感染者，不管用不用羟氯喹，死亡率都相对较高，羟氯喹的疗效不但没有想象的那么神奇，而且还发现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并发症。有鉴于此，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在年6月16日撤销了有关允许三月份关于使用羟氯喹治疗COVID-19的决定。
疾病自愈和安慰剂效应的发现，使得人们在确定药物和疗法的有效性方面更为谨慎了。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有确切的临床三期结果之前，判定新方法是否可信还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
第一要看新药或者新方法的治疗机理是否符合疾病的发病机理，新疗法能否消除造成疾病的主要原因。比如先天性黑矇2型患者（LCA2），由于RPE65基因突变造成视网膜杆细胞无法形成暗环境下的感光物质：视紫红质，所以在暗处无法感光，呈现比较彻底的夜盲。如果说注射神经营养因子或者口服维生素可以治好LCA2患者的夜盲，当然在理论上就不可行。因为营养物质代替不了缺失的感光物质，而感光物质是产生视力的基础。
第二要看得出新疗法有效结论的临床研究设计是否科学，是否标明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这样才能确定是否利大于弊，是否值得开展这种新疗法。对于有些发病机理还没有完全研究清楚的疾病，或者治疗机理不是特别清楚的药物或疗法，一个科学的临床试验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
比如单就几百例的眼血管搭桥术或者神经营养因子注射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临床结果，尽管极个别患者视力从治疗前的0.2提高到1.0，就得出这个疗法不仅能阻止视网膜色素变性病人的视力下降，还能将视力提高到正常的结论，这就不单是不够严谨的问题，而且涉嫌夸大疗效。以少数轻症患者的临床治疗结果推导出对所有患者的共性结论的方法，也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晚期患者，视细胞已经基本变性消失，很难想象仅通过增加血液供应及营养疗法就可以显著提高视力。
所以临床试验中评估疾病严重程度的客观指标需要提前确定；先评估安全性，后评估疗效，以及大样本、长期、双盲等因素，不但可以弄清楚是否会出现各种并发症包括严重的并发症等安全性问题，还可以告诉我们新疗法是否有效，以及有效的适用范围，避免给患者造成无谓的损失。
因为视网膜遗传病的发病机理千差万别，临床表现各有不同，同一类基因突变患者甚至同一个患者的不同时期，都可能有不同的特点和临床表现，医生只有充分掌握疾病的特点，才可能得出相对可信的结论。我们不但需要知道这个病人治疗前后视网膜的结构和功能各是什么样，是否有视力恢复的基础，我们更需要知道导致本病的致病基因突变是否已经确定，是否和临床诊断相符。对疾病的正确诊断以及治疗后评估指标的科学选择，更是进行任何相关临床治疗研究的基础，否则结论就可能是不科学的。
有些医生确实能通过对一个奇怪现象的探索，总结开发出一个新的治疗方法。据说年，前苏联的SvyatoslavFyodorov医生在救治一个骑自行车摔倒后被镜片划伤眼睛的近视孩子时，为了将玻璃碎片从双眼取出，在角膜周边切开了多道放射状的切口，取出了玻璃碎片。但是当伤口愈合后，他发现孩子的受伤眼不用戴近视眼镜也能看清了。后来他根据这个例子和前人的经验总结出放射状角膜切开术治疗近视的新方法。
当然也有不同的例子。其中一个就是应用神经营养因子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临床试验。早期进行视网膜色素变性动物模型研究时，不论是在保护相关动物模型的视细胞结构还是在恢复视网膜功能上，虽然有研究结果显示神经营养因子有效，但效果都不太明显，有时还是矛盾的：也就是在能够短期延缓视细胞变性死亡的同时，视功能却持续下降。
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让我至今仍然对这个曾经持续很多年，因个别患者有较好疗效而令人不忍释手的临床试验记忆犹新。因为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这类罕见病，一般临床试验1/2期的样本数都不会超过名，这其中就有极个别患者治疗后，获得了在动物实验中从没有见过的好结果：视力获得很大的提高，视野扩大了很多。这个令人惊奇的好结果曾经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可惜的是个别患者短期的视力改善，无法改变由大多数患者治疗效果决定的临床3期“令人沮丧”的统计结果。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但在ARVO大会报告临床试验初步结果后，大家兴高采烈的表情恍若昨日。
现在中医中药作为治疗癌症的辅助疗法之一已经被很多人所认可，但一般情况下基本上不作为首选的或单独的治疗方式。
因为母亲郭凤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曾经在辽医院学习并工作过，接触过很多当年的传统老中医，所以我小的时候也听妈妈讲过很多老中医治病的传说。比如某个在农村县城坐堂的老中医，把某个被医院断定不能治的肺癌病人用中药治好了，在当地被传为神医。中医学院派人去调查时发现，那个病人仍然健康地生活着。可是这个医院工作后，那样的奇迹却再没有发生。
小时候的记忆是难忘的。年我到美国后，脑海里还是经常出现那个神奇的老中医治疗肺癌的故事，有时也想，可能那个病人是比较轻型的肺癌，或者当时的诊断就根本是不正确的。后来接触的研究多了才知道，极少数肺癌患者具有自愈倾向，就是说不用治疗也能自己痊愈。我小时候的疑团之一才有了一个合理的可能解释。从此才知道，某个个体患者用药后，即使药到病除了，也并不一定是这个药的功劳。双盲试验才是真正的火眼金睛。
另一件事发生在年代初期，那时爸爸在中国医院眼科工作。当时全国医疗界自上而下鼓励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而针刺麻醉成了当时中医最大的亮点。比如给心脏手术病人用针刺麻醉，患者在开胸手术时，全程清醒可以说话且说不痛。为了安全起见，眼科也不得不尝试着用针刺麻醉做了几例外眼的斜视手术，年龄大的几个农村老奶奶还勉强可以，但是对个别城市女孩子麻醉效果非常不理想，最后不得不停止了这方面的尝试。无奈之下作为眼科主任的老爸决定，除了开发用于治疗眼底出血的眼明丸（即后来在中国医大二，三院用了几十年的眼科一号）外，同时开展用包括梅花针在内的各种方法治疗视神经萎缩。
其实我们知道，视神经是连接眼球和大脑的重要神经通路，如果组成视神经的眼睛神经节细胞因各种原因坏掉了，就会造成视神经萎缩，眼睛产生的信号大脑也就无法接收到，患者就会出现严重的视力障碍甚至失明。当时的西医，虽然可以在有些疾病的早期采取手术、用药消除或抑制发病原因和营养神经等不同方法来解除或缓解病因，以避免或防止视神经萎缩的发生，但对于已经发生的视神经萎缩是没有办法的，医院也不再给这类患者进行积极治疗。但是有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突然间双目失明，他们和家长不甘心，一直在寻找可能的治疗方法，以期奇迹的发生。这么多年来，也一直有很多传统医学诊所，医院，眼科医生和专家在尝试用各种方法，包括用针刺、中药、神经营养因子、甚至手术等各种方法进行治疗。
那个时候的眼科检查，不用说基因检测，就是各种基本的眼科检测仪器也很少，很多农村患者都是发病很久后才来到大城市就医的。诊断基本靠医生的临床经验。当时好像除了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其他原因的视神经萎缩，父辈们都进行过尝试。-年，我因病休学一年，住院几个月。住院期间我几乎没事就往眼科跑。那时门诊患者多，爸爸几乎都是在下午看完门诊病人后才利用休息时间给患者做针灸治疗。有时看到那些年轻人被又粗又长的针扎满全身，每次留针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和门诊的护士们也替他们难受。
关键是治疗了几个月，一直好奇的我也没发现有明显改善的患者。有一次爸爸给患者扎完针以后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回到办公室后，我就问疲惫的爸爸：既然不好使，您费那么大的力气为了啥？爸爸顿了顿才表情凝重地说：十几年前他曾亲自去调查并证实过一个被当地老中医用针刺等方法恢复了视力的患有视神经萎缩的小伙子，疗效是确切的。只是让爸爸奇怪的是，其他的视神经萎缩患者接受了同样的治疗却没有明显的效果。这时我才明白，爸爸选择用针刺治疗视神经萎缩这个项目，不光是为了落实执行国家当时的中西医结合*策，更是想通过对不同患者的治疗找到具体哪类视神经萎缩患者对针刺疗法比较敏感的规律。
年海城发生地震后，爸爸参加了为期一年的抗震救灾医疗队；年唐山地震后，爸爸和医大三院眼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地震灾害造成的眼外伤病人的救治工作，总结并在国外杂志发表了‘眼部挤压伤综合征’。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听说过针灸治疗视神经萎缩的相关消息了。那时我就想传统医学里面应该有非常有用的东西，但重点是用什么方法、如何把这些有用的东西挑出来，如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年我到佛罗里达大学眼科工作后，经常在雷柏氏遗传性视神经病变（LHON）治疗研究的著名专家、JohnGuy教授的实验室，用他们的特殊显微镜镜头给视网膜铺片标本拍摄完整的低倍相片。有一次照完相，和他谈起中医的神奇，当时我就是提的针灸治疗视神经萎缩这个例子，不过这个平时喜怒轻易不形于色的老教授听后却笑了。他说：这个不奇怪，LHON确实有极少部分患者在经过急剧的视力下降甚至出现视神经萎缩的表现后又自己恢复了部分的视力。他说，在某些特殊基因突变的LHON病人中，这种自愈现象甚至也不算特别罕见，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在开展LHON基因治疗临床试验前，计划首先开展自然病史研究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LHON某个突变亚型自愈现象的发生率，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基因治疗后的疗效统计分析中，去除因LHON病人自愈而造成的干扰。
虽然不确定那个被老中医针灸治疗后视力恢复的视神经萎缩患者的确切病因，但我从此不再纠结此事。在以后的研究中，我对于偶尔出现的好结果也不那么急于发表，而是反复验证，多次确认并弄清楚后再向外报道。科研也因此走向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其实从我多年的科研经历中知道，现代医学也不完美，但是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给了它进步的可能，科学的研究方法给了它剔除自己错误的可能。
年5月在美国的ARVO大会期间（见上图），我和JohnGuy教授还就LHON临床试验中出现的一些不好理解的现象做过一次长谈。最近却突然得到消息：68岁的JohnGuy教授于年5月26日在美国迈阿密溘然长逝。此刻，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写的一句话：其实人的一生是否完美、并不在别人的评价、也不是完全由生命的长短决定，只要他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该闪光的时候耀眼了，这就够了。在此祝老教授一路走好，能在天堂里保佑全天下的LHON患者尽快得到治疗。
庞继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