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减轻用眼负担，请家长们不要给孩子们报过的课外培训班……”
杭州市中心一所学校的教室里，听到这句时，一位小男孩用胳膊肘顶了顶身边的女士。女士瞥了他一眼，压低声音说：“坐好了。”
台上讲课的人叫潘飞，浙江大学医院眼科副主任医生，他的女儿扎着马尾辫正端坐在这个班级的最后一排。3年来，这位家长兼医生竭力地“守卫”着整个班级的视力，目前已经进入第4年。
小小的近视，成了整个国家的心头大事。
中国青少年近视发生率全球最高。最近一次全国调查的数据是，小学生近视率为36%，初中生近视率为71.6%，高中生近视率为81%。习近平总书记也为此敲响警钟。年，国家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将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上升为国家战略。
这项政策少见地加入问责制度，省级和地方各级政府逐级签订“军令状”，逐年交账。在部分地区的学校，近视率已经纳入考核。
但无论对于家长还是学校，这都是两难。在人人“抢跑”的当下，学业与视力，似乎是一座跷跷板的两头，难以取舍。
矛盾？
潘飞留意过浙江最近发布的一份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他认为这份方案对保护视力有积极作用，但很快，其中一条“小学生晚9点、初中生晚10点经家长确认可拒绝完成剩余作业”引发了全网的争议。
有人认为过于一刀切，而更多的人认为，学校省出的时间，可能未必就能让孩子休息。
至少，曾任杭州市时代小学的班主任童心就曾接过家长的“老师，孩子今天迟到，因为前一晚培训班的作业做晚了。”
成绩，还是视力？童心很难说服家长孰轻孰重，她只是发自内心地感慨，如果长大以后一个班级里一大片眼镜，是很可怕的事。年，工作之初的她见过一张照片。有一位领导在北京某中学旁听一堂课。照片里的孩子们，除一人外其余都戴着眼镜，且都弓着背写字。
“我们的孩子不会有一天也这样吧？”她那时对同事感慨。
年9月，她第一次去潘飞女儿家家访，对潘飞提出，是不是可以发挥专业优势，帮班级里的孩子们保护视力？
对潘飞提建议之时，她并未想过应该怎样做，但几天后她就被潘飞提交的计划“震惊了”。那是一叠10多页的计划书，细到责任人、执行人、组长……各类分析表格，还有回执单，都是“潘爸”一个字一个字打上去的。
作为眼科医生，潘飞看过不少防控近视的条例、指南。“但讲政策，家长孩子都不要听的。”他拿起手边一本灰色封皮的综合防控近视实施方案挥了挥。
他接待的大部分家长，会拿着在学校视力普查中发现近视的通知单，医院就诊。“医生填好回执，拿到学校交差，好了，这就over（结束）了。之后，该上培训班的还去上培训班，中间没有人告诉他应该怎么样，医生门诊这样忙，家长也问不到什么东西……”学校、家长、医疗卫生机构，他认为这中间还是缺一个角色，他想来试试能不能补上。
潘飞在展示儿童对数视力表。王潇摄
他设计每月一次家庭自测远视力，把每月第1周的周五下午定为查视力日，并开始筹划护眼防近讲座。
“你到底能让大家跟你有多少共鸣，这是关键。”他说，“我一定要讲能实实在在落地的、真实可靠的干货。”
第一次讲座就在班级举行。
“妈妈生你们出来的时候眼球就像一个小气球，你们都吹过气球，吹了以后就大起来了，那么你们过早过多使用电子产品，眼睛疲劳了，眼球长度就拉长了，上小学以后长时间过度近距离用眼，眼球又进一步拉长了，到高三要刷题了，眼球又大了。”这时他停顿了一下，“你们想，再吹下去会怎么样？”
“爆掉了。”好几个孩子说。
“对，爆掉了。如果发生在我们的眼睛上，就相当于视网膜裂孔、脱离，看不见了。”他说。
“近视的话，我们都戴眼镜的，后面做个近视激光就好了吧？”有家长课后追问。
“近视激光手术只是帮你摘掉眼镜，但是近视的眼底病变是始终存在的。”
家长恍然大悟。
“没来的家长亏了。”有人在家长群里写道。有一位家长本来说听一下就走，结果后来听着就听到了结束。
“别在这觉得医生讲得蛮好，回头寒假里再给孩子报两个班，我可就白讲了啊。”潘飞苦笑。
近视这件小事……
全球有超过20亿人使用智能手机，中国占了大头。人们平均每天在手机屏幕上滑动次，眼睛每日留在屏幕上的平均时间超过3小时。开发软件测出这个数据的凯文·霍尔什认为，这还是被许多极少使用手机的人拉低了。
在我的采访里，医生、家长、学校校长，当他们回忆起十年前的境况，都觉得难以比较，记忆中没有一个时候，人们如此密集地沉浸于屏幕。
重度疲劳的医院后，医生们通常能做的也仅是开一点眼药水，然后嘱咐要注意让眼睛休息，但走出诊室的那一瞬间，几乎没人会照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谁能不用手机呢？”
“连我们自己都还没能学会怎么与屏幕理性相处，又怎么来教孩子？”有人苦笑。
医院眼科中心主任、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执行主任许迅认为，时代是近视的元凶，生活在如今的环境里，人类近视的趋势已不可避免，但努力并非毫无意义。
近视已经影响到了国民素质。
11月19日，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防治科副科长何鲜桂去参加静安区教育局和静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的会议，给静安区8所近视监测学校的分管校长、卫生老师和所在社区眼病防治条线人员等培训。
“你们知道现在对当兵的标准吗？”她问在场的老师。
“5.0?”有人问。
“现在是右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6，左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5。做准分子手术矫正半年以上，双眼达到4.8、眼底正常、没有并发症的也达标。当然，潜水员、潜艇人员、空降兵、特种部队条件兵的标准不在其内。”
“已经这么低了？”听众里面一片哗然。
“为什么我们要干预？不仅为了不近视，还为了减少未来的高度近视。我们打个比方，一个8岁的孩子，如果50度近视的话，如果他每年以比较中等的速度发展，每年发展75度，那么他到18岁时就会是一个度的高度近视。如果它发展比较快，8岁时达到度，每年发展度，那么他到了18岁可能会达到0度。”何鲜桂指了指幻灯片的测算图。
而根据上海的中心城区的数据统计，高度近视视网膜病变，即病理性近视，在所有致盲眼病中排第一。
“现在哪里管得上视力？”
令潘飞猝不及防的是，女儿的远视储备在二年级下就宣告不足。
远视储备，指的是学龄前儿童由于生长发育的原因，眼球较小，眼轴并未达到成人水平，通常5岁儿童平均拥有至少度的远视，这多度就被称作“远视储备”。但如果屈光度为0，即便视力还是5.0，但已没有远视的余量储备了，近视即将发生。
“之前就想着要注意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没了，我觉得方方面面都做到位了……”潘飞很懊恼。
回到家他就和爱人商量，暑假的培训班别上了。
“已经报好了，也付了钱了，这课很抢手的。”爱人有些不满。
“资料还没发过来，可以退掉，反正又不扣钱。”
女儿钢琴6级刚考完，潘飞想停掉钢琴课。他又给爱人“洗脑”：“证书上4级6级区别就是那个数字嘛，给你打个16，又有什么区别呢？你可能成为郎朗吗？郎朗自己承认戴的是隐形眼镜，两个镜片加起来有度，为了弹钢琴高度近视了也没意思的……”
最终征询女儿意见，停掉英语课和钢琴课，增报羽毛球班。
“你要给爸爸争口气，爸爸压力很大的。”他私下对女儿说。女儿不注意用眼时，他会让她举着手机5分钟，“手臂酸了吧？眼睛如果始终近距离看东西，持续让它工作，也会酸的。所以一定要记得让它休息。”
但并不是所有家长都会做出像潘飞一样的选择。
至少在很多家长看来，孩子的校外培训比视力健康更重要。一医院散瞳验光，验好后，还坚持要去上培训课，即使医生解释散瞳会在短时间内影响视力调节，但“课还是不能缺”。
一份研究中国基础教育新业态发展的报告中显示，年中国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近50%。研究人员估计，校外培训行业总体规模已达到亿元。国家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全国仅被教育部摸排的校外补习和培训私人机构就有38.2万家。
而现在，有更多家长将培训选择在网络上进行。
一名三年级学生的培训课日程是：每周一、三放学后是半小时英语外教口语网课，每周二、四是半小时英语章节书精读网课，每周六有一节编程网课，约1小时，而这些课程的作业，也都需要在线完成。
他的母亲正在纠结是不是应该减少一门网课，但又想，“现在哪里管得上视力？他现在成绩只在中游，我还担心他是不是上得少了。”
潘飞给女儿购买的视力保护装备，包括护眼灯、坐姿矫正器、升降桌椅等，旁边的绿色纸条上写的是，“加加，挺直别驼背哦！”王潇摄
家长们最不纠结的，就是硬件的投入。潘飞的讲座一讲完，询问最多的是PPT里他所展示女儿使用的护眼灯品牌；全套台湾品牌的儿童学习座椅，2万元，有人连眼睛不眨直接下单；LED灯管有点暗，家委会不由分说买大品牌的换上；更有家长希望给全班装上坐姿矫正器，后因学校出于安全考虑不建议引入，只好作罢。
临近放学，家长们站在校门口守望。孩子们排成纵队、举着班牌鱼贯而出。个子小小的一年级孩子当中，戴眼镜的还少些，到了六年级，一半以上都戴眼镜。
“如果发现视力不好，会停掉培训班吗？”我与其中一位四年级孩子的家长聊天。
她笑着摇头说：“不可能的。现在谁不上培训班？我们上语文、奥数、英语、围棋、篮球……都是孩子自己要上的。”
顿了顿，她又不好意思地说，“从我自己来说，我也不想让孩子上这么多。一到二年级的时候，至少是双休都还能保证，到三年级只能保证一天了，但也没办法。”
“她的孩子成绩不好吗？”我后来问旁边一位与她相熟的家长。
那位家长一脸羡慕，“她家儿子可是学霸。每次都是前三呢。”
艰难地推进
何鲜桂第一次听说很多学校的中午和课间学生不出教室，相当震惊。
她的孩子今年三年级，班里就有很多学生戴眼镜了，她只能教儿子如何在课间找机会看看远处。
年，上海市第四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中有专门实施青少年近视的干预项目。但方案的出台过程艰辛——方案论证了好几轮，市级层面的大会也至少召开了两次，最后是由市教委和市卫健委联合发文。
项目组要求参与的学校必须严格遵守让孩子去户外的时间安排。可有时明明观察到操场上人很少的学校，拿来老师填写的报表一看，却是%执行。后来项目组投入了很大一笔经费给每个孩子戴上一块腕表，这块腕表能持续监测到孩子是在户外还是在户内。此后，数据明显真实多了。
但推进依然艰难。
有一次研究人员去一所学校检查时，发现有任课老师在课间给孩子补课。研究人员进门询问，老师却发了一通火，“我们一二年级又不能留家庭作业，只能靠课间来补缺。你要我们怎么办？”
有的学校参照台湾地区的做法，课间把教室门锁了，却也发现了走廊拥挤带来的安全问题，只好尝试分区，有些分了区还不能解决，只能让一部分的学生留在室内远眺……
也有校长大倒苦水。曾有一位学生在课间活动中发生骨折，家长向学校提出索赔，学校也很委屈。多开展户外活动，担心以后再出问题，无力承担赔偿；但不开展，以后近视率的考核恐怕无法达标。
项目中有一所小学原本做得特别好，课间由代课老师带孩子下楼看植物或做户外项目，但坚持了一年半还是停止了。因为等孩子们去完户外再送回教室，下堂课即将开始，老师们不仅连上厕所的时间没有，有时连换教案的时间都没有，排不开来。
上海是全国最早大规模建立儿童屈光发育档案和探索开展大规模户外干预实践的城市，可这几年上海近视率还未出现明显的整体下降。“但如果什么都不做，可能上升得更快。”何鲜桂说。
她觉得，现代的公共卫生群体服务迫切需要真凭实据。现在的目标是通过收集真实有效的数据来给出科学的干预方法。比如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到底增加干预40分钟和80分钟有什么区别？何时效用最大？如何才能真正落实户外活动增加，到底怎么做能最有效防控？
“我们想真抓实干，就做出一两个示范点，踏踏实实地把每一个细节给它落实。”何鲜桂说。
失败？
学业和视力，真的不能两全吗？
杭州市时代小学校长郦云并不相信这一点。她们在好几年前就开始探索每周两个半天的户外教学。其中一门是花6年的时间走完杭州所有的桥，走桥过程中融入语文、数学等教学内容，比如想办法测量桥身的长度等；在某些放学早的下午则会布置亲情作业，让孩子跟随父母去买菜学做菜。
“至少我们没有观察到因为户外活动时间增加，而让学生成绩下降的情况。”郦云说。
这样的做法，也有上海的小学已经开始尝试。
确实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保护视力就会引发成绩的下降，何鲜桂说。
潘飞认为，保护视力的主要责任人还是家长。许迅提供的一张统计表也能说明问题——他们对比了入学期间与寒暑假期孩子的户外时间，结果发现假期时的户外时间反而大大减少……
潘飞的想法是，要在更多的班级推广“视力辅导员”的角色——每个班可以在家长中设置一名视力监测员收集数据，每月一次，甚至现在可以加码，暑假寒假期间也要测。他最近又花钱给全班每人买了一份全新的视力表、一块遮眼板，一根指棒，还在群里再三强调检测的环境要求，“就怕数据不准”。
截至目前，这个班级的近视率为17.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令他颇为欣慰。
美国公共行政学者埃利森曾指出：“在达到政府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
何鲜桂最近收到了一位澳大利亚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