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是人体最重要的视觉器官，结构精密，复杂又脆弱敏感，眼科疾病门类繁多，且贯穿全生命周期，下到牙牙学语的襁褓婴儿，上至耋耄之年的老人，都有可能会有眼科疾病的困扰。
据国内外数据显示，每人中约有1-2人发生视网膜脱离。任何年龄段人群均可发生。
视网膜脱离是指视网膜神经上皮层与色素上皮层分离，脱离部分视网膜无法感知光刺激，若不及时治疗，可导致黄斑处脱离，严重影响视力，最终可导致视力的完全丧失。
目前玻璃体切割术为视网膜脱离患者的主要治疗手段，同时可联合硅油或气体填充等方式，以最大限度恢复患者眼睛功能，玻璃体切割术后患者通常需要长时间保持俯卧位，以达到顶压视网膜的目的。
要保证玻璃体切割眼内填充手术的成功，除了主刀医生精湛的技术，术后的护理也很关键。而护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术后俯卧位角度的把控。
术后，患者需要长时间保持俯卧位来保证视网膜的修复。但所谓的俯卧位并不是简单趴着就好，而是有一定的角度要求。根据病人的病情、个人身体情况以及填充材料的不同，俯卧位的角度和时间也是存在差异的。
如果俯卧位是角度和时间没能把握好，不仅脱落的视网膜不能及时复位，眼内填充的气体或硅油也会长时间与晶体接触，阻断了晶状体的营养与代谢，极有可能导致白内障及角膜内皮损伤等并发症。
但目前，市面上针对患者俯卧位治疗的医疗器械只有U型软枕，俯卧位桌之类。这些器械只能改善患者俯卧位时的舒适度，对于角度的把控并没有多大的作用。因此，俯卧位角度的把控就只能靠护士查房时对患者体位进行指导纠正。
可是，护士对患者俯卧位的监督也存在时间间隔，在患者变换体位后，大多无法自行判断俯卧角度，也就无法保证俯卧位的持续性。
医院眼科护士长刘佳和她的团队在工作中发现了上述问题，在经过多方调研后发现，患者术后俯卧位角度的持续把控，已经成为眼科护理中亟须突破的壁垒。如何通过现代化技术和创新的理念，填补护理短板，使医护患三方满意，便成了他们的最高追求。
经过刘佳团队长时间的临床思考与在生活中的不断观察，眼科俯卧位检测仪在他们脑海里逐渐有了雏形：实时监控患者，并记录下患者的体位变化；通过无线网络家属可以远程观察患者的体位情况，实现“云陪护”……
抱着这样的想法，刘佳团队耗费了5年左右的时间，经过多次实验、改进研发出了眼科俯卧位检测仪。那么，眼科俯卧位检测仪究竟是如何实现“精细化护理”的呢？在研发过程中，刘佳团队又遇到过哪些困难？受第二届生物医学高价值专利项目评选活动邀请，动脉橙果局与刘佳团队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话。
砸中牛顿的“苹果”
做科研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灵感，而灵感从来都不是一拍脑门就能冒出来的。就像苹果砸中牛顿，才砸出了万有引力的灵感。这颗砸中刘佳的“苹果”，还得从五年前说起。
当时，一位老军人在刘佳所在的医院进行了玻璃体切割眼内填充手术。
也许是有张有度的部队生活造就了老人做什么事都一丝不苟的品格，连住院时的被子都坚持叠成豆腐块。因此，老人家也是绝对的遵从医嘱，每天俯卧位什么角度，需要保持多长时间，从不打马虎眼。但老人家在站位以及坐位时，头位角度把控会出现偏差，护士在巡视时就会纠正他的姿势。
在一次巡视时，护士梅宁静看到老人散步时的头位低的不够，便提醒他：“老人家，您这角度不对，下巴往胸口收。”
老人家不服气的说：“护士呀，我这就是头低位，你要是说我做得不标准，那就拿出数据来！”
梅宁静听后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因为对患者俯卧位角度的把握基本上都是靠护士的临床经验来分析判断，的确拿不出这位老人家所说“数据”。
回到护士站她便和护士长刘佳聊起了这件事。刘佳听完后说到：“这确实是个问题，目前我们都只能靠经验去判断患者的角度是否正确，如果能有一个客观的指标来作为参考就好了。”
老人家顺利出院，但这件事却在刘佳和梅宁静心中埋下了种子。
一次夜班，远程监护仪响起了急促的报警声。梅宁静赶紧上前查看，发现病人的监测数据图从平稳规律，一下子变得杂乱了。根据12年的临床经验，她判断应该是监护仪的电极片松动了，检查后果然如此。
第二天，刘佳在查看患者夜间病情记录时，看到了这段时间的监护记录并询问了原因后，看着宁静一脸疲惫的样子陷入了思考：如果我们俯卧位的患者也能有这么一个设备，能够及时报警纠正，随时观察和记录患者的体位，既能满足患者临床需求，又能减轻护士工作量，岂不是一举两得。
说干就干，刘佳抛出想法后，在团队里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头脑风暴。期间，他们还以骨科的步行架为灵感设计了一款俯卧位支架，但这款支架并不能适应所有的患者，在高度调节、患者监督性、便携性和创新性等方面都有待改进，因此这一想法被搁置了下来。
最后刘佳团队通过查阅文献，请教专业人士以及总结临床经验等一系列努力，终于研发出了眼科俯卧位检测仪。
“小个头”解决大问题
目前，临床广泛使用的器械，没有一个不是结构简洁、操作简单的。刘佳团队研发的眼科俯卧位检测仪也是集精准，便捷，高效、实用等特性为一体。
从外观上看，眼科俯卧位检测仪仅由一个固定耳挂、角度传感器和显示屏组成，非常简单。操作也极其方便，仅需将耳挂固定在患者的耳后就能实现俯卧位角度的监控。
眼科俯卧位检测仪的“简单”除了操作方便，还给进入市场带来了更多的可行性。
因为结构简单，所以并不需要“高精尖”的材料来打造，相较于其他的一些医疗器械，成本自然是低很多。另外，眼科俯卧位检测仪的构想已经非常成熟了，基于刘佳团队的调研，所需的大多数零部件在市场上都有现成的生产线。目前仍需要解决的问题，仅是组装和零部件的相互适配而已。
因此，眼科俯卧位检测仪要实现量产，所需要投入成本的其实并不多，具有较大的操作可行性。
但眼科俯卧位检测仪的“简单”仅限于外在，讲到它能解决的医疗问题就又不是那么“简单”了。
总的来说，它的作用在不同对象上有不同的体现：
对于患者，能够持续检测体位角度，并及时给予偏差报警。患者即便出院，也可以继续佩戴，达到延续性护理的目的，实现出院康复不间断的目标。由于产品的精细小巧，提升患者佩戴的舒适度，增加患者的治疗主动性和依从性。
对于医生，可以通过网路传输获得的信息，收集相关患者的康复资料，对进一步病情的转归给予合理的分析和解释。
对于护士，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护理劳动工时并且提升精准护理的效果。
对于家属，可以轻松的了解患者每日康复情况，而不需要居家时刻形影不离的看护，减轻了家庭负担。
那么，这个“小个头”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眼科俯卧位检测仪可以实现患者体位的精准把控。
主刀医生会根据患者的视网膜裂孔的位置设置临床0°，但这里的临床0°和我们平时说的0°有所不同。简单来说，患者术后的俯卧位并不全都是和地面保持平行的角度，很多时候会比面向下体位角度更深，形成一个“倒栽葱体位”。
所以，患者以及护士在判断患者体位时会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在经验不足的情况时极有可能会出现偏差。另外，由于填充材料以及个人身体情况不同，有些患者需要保持俯卧位一到两个月之久。在患者出院后，没有了护士的监督，自行判断角度是否正确也很困难。
而眼科俯卧位检测仪就能解决这一问题。在术后，医生可以在眼科俯卧位检测仪输入为患者制定的体位，只要患者角度偏离超过一定阈值，眼科俯卧位监测仪上的角度传感器就能立马检测到，并自动报警，提醒患者及时纠正角度。这样就能保证患者体位的准确性，提高手术成功率。
另外，眼科俯卧位检测仪还会自动记录患者体位角度变化以及保持时间等，传至医护人员的系统中，储存为医疗数据。医护人员可以通过回顾储存曲线来了解和评价患者这一阶段的体位情况，并通过数据来判断患者依从性，准确的给出下一阶段的治疗方案，从而达到最佳的康复治疗效果。
同时，家属也可以通过APP了解患者居家康复情况，这样，既解决了患者“拴住”家属等家庭负担，医院的的情况下掌握正确的康复体位，实现“云陪护”。
并且，眼科俯卧位检测仪还能收集大量临床数据提供给医生，使医生获得出更多真实有效的临床数据，从而提高我国眼底病治疗能力，助力眼科医学研究发展。
下一步，刘佳团队想在眼科俯卧位检测仪与远红外技术、VR技术相结合，提高康复治疗的主观准确性及趣味性，达到限制患者眼球活动等医疗目的。激发患者术后恢复治疗的主动性。
刘佳说：“在治疗过程中，难免会让患者的身体感到不适。我们只有将治疗的过程做得更人性化，更有温度感，才能减少患者心理上的不适。作为医护人员，让患者满意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景。”
大市场，也有难寻合作伙伴的烦恼
视网膜脱离和黄斑裂孔一直是复杂眼底病，严重影响着患者的视力，对患者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很大困扰，而我国这两种疾病并不罕见。玻璃体切割内填充手术是目前治疗这一复杂眼病的主要手段。
因此，刘佳团队研发的眼科俯卧位检测仪所适用的市场成熟度是非常高的，有较好的市场需求，但她却告诉动脉成果局：“我们仍在寻找合作的路上。”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产品再好，也需要碰到专业的合作伙伴来实现后期转化落地，普惠患者。
医院层面也对他们非常支持，为他们提供了展示和宣传的平台，他们也在努力寻找到有能力，同时也懂得这一技术重要性的合作伙伴。医院对接的合作伙伴比较有限，以及临床工作的繁忙，他们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其实刘佳团队对于成果转化的态度非常简单——自主转化和技术转让都是可以接受的，最终的愿望就是眼科俯卧位检测仪能够尽早应用到临床，使更多的患者受益。
目前，除了资金和生产线的支持，他们更需要医疗信息化方面的合作伙伴。因为，眼科俯卧位检测仪要进一步升级创新，最需要的还是芯片的研发，这也是刘佳团队中比较薄弱的地方。
这几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比以往大了很多，但刘佳团队仍然坚持眼科俯卧位检测仪的转化工作。因为刘佳团队中大多都是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护士，他们非常了解患者在康复、护理方面的难处。对于他们而言，让患者满意就是就是对他们工作最大的认可。
刘佳告诉动脉橙果局：“我们一直想让眼科俯卧位检测仪尽早的应用到临床，让我们对患者的护理从人文跨越到科技，拉进精准护理与患者之间的‘最后20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学习了很多陌生领域的知识，牺牲了很多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曾质疑过自己，这样的坚持到底有没有意义，会不会给更多患者带来福音。但现在，我们不再质疑，能让患者尽早实现舒适化治疗就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