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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占比持续上升，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60%，位居第一，还吸纳了农业及工业转移出来的全部就业。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达到亿元，占GDP的比重为53.3%。与此同时，在数字化能力支撑下，服务创新取得了大幅进步，服务业发展质量显著提升。服务业发展也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推进服务业数字化。
然而，以鲍莫尔（Baumol,W.J.）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在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因为服务业本身的生产率提升较慢，成本持续增加，而其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这会导致国民经济整体增长速度与生产率的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鲍莫尔成本病”。在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视频致辞中指出，要合理界定数字产权，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但是，近期一些研究表明，通过数字化发展，有利于缓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鲍莫尔成本病”，推动服务业生产率提升，从而使服务业健康快速发展。
服务业的“鲍莫尔成本病”：理论与实证研究
在理论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会让人想到一个概念，即“鲍莫尔成本病”（Baumolcostdisease）。根据该理论，服务业占GDP比重的上升主要是因为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低于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因而服务业的成本大幅度上升，造成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大幅度上升，并可能带来国民经济整体增速的下降以及生产率的降低（Baumol,W.J.，）。在实证研究方面，鲍莫尔（Baumol,W.J.,）指出，在美国，从年至年，外科医疗服务的名义价格以每年5.5%的速度递增，病房成本以每年8.4%的速度递增，每个学生的教育支出以每年7.4%的速度递增，而同期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递增速度低于4%。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类似情况。价格的上升，造成了医疗服务与教育成为服务业内部增长最快的部门，其占GDP的比重也急剧上升。JoeP.Mattey（）也指出，在—年间，美国的服务业人均产出以每年0.5%的速率下降，而劳动力成本却以每年6.9%的速率上升。服务业价格以每年4.5%的速率上升，带动了服务业比重的上升。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服务业以劳务产出的方式进行，需要提供者与消费者同时在现场完成，很难做到机械化、标准化、自动化，其生产效率提升缓慢，从而拖累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与生产率。
在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鲍莫尔成本病”正在缓解。JackE.TriplettandBarryP.Bosworth（）指出，在年之后，信息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远远快于商品生产部门。如果从总产出水平来考察，在服务业内部的子行业中，经纪业与金融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非常快。他们认为，“鲍莫尔成本病”已治愈。在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因素中，IT资本深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年，美国IT投资最大的五个服务行业是金融服务业、批发业、商业服务业、保险业与通信业，这五个行业占了全部服务业IT投资的50%以上。MiozzoSoete（）认为，数字技术推动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而这对生产率增长是有利的。MalirantaRouvineen（）比较了计算机使用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计算机设备份额增加10%，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1.8%，服务业的生产率提高2.8%。另一方面，在工作中使用互联网的员工比例较高，仅对服务公司有显著影响（29%）。Alderete,MariaGutiérrez,Luis.（）以哥伦比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ICT投资和使用使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8%。
对于信息技术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是服务质量的提升以及大量免费服务的提供。虽然从统计数据上看，服务业的生产率并没有提升，但其质量正在发展变化。从上世纪中叶到现在，每个医生一天内接诊的患者数量并没有增加，甚至在某种统计上还处于下降，但是，这种统计数据忽略了质量的提升。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健康保健业的生产率在过去10年中下降了20%以上，全要素生产率比年下降了近40%。而事实上，许多新的药品、设备和诊疗手段不断地被发明出来，使现在的医疗诊断更精确、医院的时间更短、治疗的痛苦更小，这些都意味着节约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为病人带来了便利，但建立在诸如医生、床位等指标上的传统统计指标无法计算服务质量的变化。另一个被忽略的因素是数字服务的特点。在互联网广泛普及后，大量互联网应用都以免费方式提供给了用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GDP忽略了这些免费服务带来的消费者福利，从而低估了数字技术对服务业效率的提升。MIT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ErikBrynjolfsson（）带领的团队提出了一个非常意义的概念，即“GDP—B”，也就是说将新技术带来的福利效应也计算在内。他们的计算结果表明，如果将Facebook的福利收益包括在内，美国—年的GDP—B增长率将增加0.05-0.11个百分点。
除了这些理论以及宏观实证数据之外，数字经济在实践中已与服务业各个行业深度融合。根据中国信通院提供的数据，年，服务业数字经济比重为40.7%，高于全部经济（38.6%）、工业（21.0%）、农业（8.9%）。服务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了服务业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产生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三新经济”），形成了数字化服务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达16.93万亿元，较年增加了0.73万亿元，同比增长4.52%；占比16.66%，增长了0.25个百分点。其中服务业“三新经济”增加值为亿元，占52.20%。根据最新指标体系，对—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进行测算，数据分别为.6、.9、.2、.9、.5和.3,分别比上年增长19.6%、22.8%、30.2%、34.9%、26.2%和35.3%。其中年网络经济指数为.6,比上年增长54.8%，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81.7%。
服务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使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从元/人提高到了年的元/人，增长了46.8%,而同期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元/人提高到了元/人，增长了43.9%。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已超过了第二产业，成为三大产业中提高最快的。
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服务创新不断加速，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正在得到缓解。
数字技术缓解“鲍莫尔成本病”的路径
数字技术可以从供给、需求、匹配等多个方面推动服务业效率提升，从而使其逃离“鲍莫尔成本病”。江小涓（）认为，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服务业发生重要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服务业生产效率低这个基本性质。因为数字技术带来了极为显著的规模经济，总体来看，服务业全行业生产率显著提高，有些甚至超出了现代制造业的水平。
一是推动服务业供应链全方位全链路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形成“服务工业化”（ServiceIndustrialization）发展模式（Nath,HiranyaK.andApte,UdayandKarmarkar,UdayS.,）。服务业的供应链非常复杂，因为既涉及物料等有形要素，也涉及人作为服务提供者的因素，还涉及知识、技能、标准等其他相关知识。在传统服务行业，服务各个要素之间的匹配与耦合主要依赖于经验，而数字技术可以将这些资源进行智能组合，从而推动供应链更为敏捷。数字技术可以对服务的整个链路进行数字化改造，从店面的数字化改造到物流的数字化与精准化，到上门服务的精准化，到服务资源的智能化调配，再到进店服务的及时排队系统等，都以数据为支撑，形成一个精准而高效的系统。
服务工业化通过利用各种技术手段,使自助服务与自动化和在线访问相结合，重塑了服务的生产和交付方式，推动自动化从后台扩展到前台。在供应链的重塑过程中，还产生了新的商业模式，“零工”和“共享”经济正在兴起。对于供应链特别复杂的零售批发等行业，数字技术对效率提升也非常明显,在供应链服务、服务资源集中调度与灵活配置等方面，也有很多创新空间。
二是推动服务业匹配效率提高。服务业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需求与供给同步，生产与消费同时完成。很多服务需求的产生具有随机性，供需难以精准匹配，经常出现服务资源闲置与排队等待服务并存的情况。依靠移动互联网、LBS（基于位置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为实体服务店重组优化供应链，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到店服务与到家服务利用价格、服务时间等多种方式进行精准组合,全方位调度服务资源,解决服务行业供需不均衡、不匹配问题。比如,可以通过网上预约等方式，结合店面的数字化技术,加上通过“产业互联网平台”上的服务资源调配系统，到店服务与到家服务灵活结合，科学合理安排服务资源,可以实现精准服务、准时服务,避免服务资源的浪费以及消费者的等待。例如,新冠肺炎疫情为餐饮行业的生存带来巨大冲击,线下门店关停，线下客流量骤减,门店存储的大量食材因疫情影响每日都将为企业带来成本亏损，西贝餐饮集团作为餐饮行业龙头企业,深入借助企业
